北京饭店的前世今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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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北京饭店前台
 
近半个世纪以来,北京饭店是中外知名的一个带餐厅的旅馆,多少中外旅客在这里寄居过,多少有历史意义的集会和宴会在这里举行过。解放以后在西边又添建了新楼和大厅,使得旧北京饭店更形扩大和华贵了,几乎每个来北京观光的国际友人都和它结过缘。
 
我从1900年开始,至1948年7月,四十八个年头在北京饭店“服务”。在旧社会里,说不上服务,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。那年正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,庚子年,八国联军入侵攻到北京,在东城各处驻扎了兵营,于是酒店饭馆妓院也就应“运”而生。
 
这年冬天,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有三间门面的铺房,由两个法国人开起酒馆来,一个名叫傍扎(Banza),另一个名叫白来地(Peiladi),那时京汉铁路在长辛店,已有了总站存车处,不久,白来地就退股到长辛店开酒饭铺去了。
 
于是这边又加入一个意大利人贝郎特(Beurande),与傍扎合作。1901年,小店生意兴隆,便迁到东单菜市西隔壁,才正式挂上了北京饭店的招牌。
 
我原籍天津,读过私塾,在鞋店和钱庄学过徒,在补习学校读过点法文。经我在北京作事的哥哥介绍,就进了苏州胡同以南没有挂牌的“北京饭店”。那时我才14岁,为了生计,学着伺侯洋兵,卖的是一毛两毛一杯的红白葡萄酒,下酒菜不过是煎猪排或煎鸡蛋,并不难作。到了东单,我管酒柜。
 
因为利润优厚,这两个洋店东就争吵不休,结果法国人傍扎也撤股到长辛店酒馆去了,这边意大利人贝郎特又找了他一个本国人卢苏(Rosso)来合伙。卢苏是个独眼龙,原在奥国人开的公义行管帐,经理擦手枪走火,伤了他一只眼睛,赔了他一笔钱,他就拿这笔钱入了“北京饭店”的股。后来贝郎特患疯症死了,饭店主人就成为卢苏一人了。
 
从1901到1903年,北京饭店就设在现时东单邮局西边的地方(解放后北京日报社曾设在那里)。西边有个三星饭店,是西班牙人开的。如今东单邮局的地方原是“小白楼”,是美国女人开的洋妓院。旁边是德国人开的宝珠饭店。
 
这时候的北京饭店,是中国旧式的院落。前院是三合房,东厢房是酒柜,西厢房是客厅,北上房是大餐厅,后院有20多间客房,布置得半中半西,开北京的新纪元。那时还没有电灯,点的是石油灯,也没有专人管理燃熄。大门口有一口食用的井,记得洋兵们喝醉了有失足落井的事。
 
卖酒的利润最大,整桶的红白葡萄酒随了兵船而来,根本不上税。本钱不过70多元,一桶可灌作500瓶,最低价一瓶1.60元,500瓶就是800元,是本钱的10倍。更何况洋掌柜的叫把一桶酒灌3种瓶子,价钱不一,1.60元的一种以外,有2.25元的、3.25元的,贴上不同的标签,欺蒙酒客。
 
那时饭店门前为旅客组织了洋车,有班头管理,车上都有号码片,为的是客人遗落东西,便于查找。所谓人力东洋车,拉外国人去万寿山,来回是15元现大洋车价。后来有了胶皮轮,定价1.50元一个钟头,再往后才有了四轮马车。
 
洋人势力越来越大,离东交民巷近的街道必须拆除,因此东单头条就拆了。北京饭店天天客满,单人房间3元一天,双人房间5元。早餐7角,午餐1.50元,晚餐1.75元。住房吃饭每天结算。
 
北京饭店的营业日益发达,于是在1903年迁往东长安街铁路局以西隔壁那座红砖楼房内,计房48间。生意由小到大。我由一个小徒弟变成了伙计,得到了洋掌柜的信任,替他们训练新伙计。他们多是一些十三、四岁的青年,为了伺候洋人,在业余时间学些英语法语。
 
分工也细致起来,有派在厨房的;有穿白短衣服打扫的,只管桌子以下的事,如擦地、打扫厕所;有穿长白褂子的,管桌面以上的杂事;还有管锅炉的、管水泵的。早年的北京饭店是自己有水塔的。
 
到了1907年,卢苏把饭店全部卖给中法实业银行,改为有限公司,法国董事长名罗非(Raphille),法国经理名麦义(Maille)。我担任出纳,管理洋文帐目。改组以后营业比较公道,帐房里是法文簿记,一天一结算。有一个长时期,每天要赚2600元。帐单则用英文开出,也由我经办。
 
1917年,北京饭店再度扩充,向西发展,盖了五层大楼,每层21间,计105间,连前48间,共计153间了。这时已装用电灯,用东交民巷德国电灯房的电。另安设电话机中继线。又安了暖气管以及锅炉,并有二十匹马力电滚子,两个水井,附设两个水箱,一冷一热,直达屋顶。电梯也直达屋顶花园。屋顶花园有舞场、花厅、餐厅,周末有舞会,能容1000多人。
 
这时饭店规定客房价单人每天15元,双人22人,带客厅的每天35元,东楼的48间较便宜。以上价格是连饭在内,每天三餐,下午4点茶点,吃不吃照样作价。住包月价钱有250元的,有300元的,有450元的。
 
饭店有大汽车两辆,能坐20多人,往来车站接送客人。还有自己的脚行,穿饭店衣服,编列号码,中外国籍均有。外国老板自然是不把中国劳动人民看在眼里的,时常对中国伙计和脚行打骂交加,嫌他们干活儿还不够出力。我有时和他们顶几句,他们是欺软怕硬的。
 
饭店最兴盛的时期,是在民国时代。那时各派上台下台,寿命不过一年多、两年多。当政局变化或兵变的时候,中国阔老权贵们往往来住饭店,方能保险。房间住满以后,就是一块小走廊,也能租住。因为依照条约,外国人营业,民国政府不能干涉,就是警察和侦缉队也不能到北京饭店来捕人。饭店还有规章,身穿制服的中国军人不能进入,大军阀的马弁也不能穿了制服跟随进入。
 
英国的通济隆旅行社也在北京饭店租有房间,为旅客办理各国的客运货运,代办火车票轮船票,也能开流通英镑的旅行支票,还代办所要去的那个国家的食宿游览等事项。各国客人来到北京,他们就当向导,介绍游逛北京名胜,如万寿山、香山、檀柘寺、十三陵等处。
 
法国书铺、古玩铺也在北京饭店内附设。也有花边地毯等货摊。还有一个名叫柏东(Button)的美国女人,起先只在饭店进门处租了一块放一个桌子的地方,每月15元租金。她在小桌子上摆个摊子,卖些手提包,是她自己利用清朝蟒袍补褂的前后刺绣片子做成的,是些五光十色的仙鹤孔雀虎豹鸟儿等飞禽走兽。
 
她还用袍服腰带上的玉器别子零件作成手提环,配搭得十分华贵美丽。她的货品按美金定价,非常昂贵。她善作招徕,见到外国妇女,就宣扬自己的货品珍贵,然后送货到各房间兜售。后来她赚了很多钱,就租三楼上301号房间开起店来,大卖其清朝贵族夫人服装以及戏装玉器等。她做的是不要本钱的生意,是代摊贩们卖的,照标价出售,不扣佣金。实际上她赚的比佣金多得多,因为她是照同样定价的美金出售的。
 
这个美国女人柏东还进一步发展她的“事业”。她招揽了几个中国街坊的姑娘,才十、三四岁,帮她工作,她教他们学点英语。有时知道有大帮洋人要从香港或上海来时,她便带了中国姑娘们去天津接船,自称是骆驼铃铛公司的,公司设在北京饭店,欢迎去北京游览。到了北京饭店,她又大事接待,最后是推销她的货品。
 
她后来居然请了一位会计,买了两辆汽车,由一个穷女人变成了一个富商。在日伪管理北京饭店时,柏东就衣锦还乡了。在日本接收北京饭店股权时,英国通济隆旅行社也停业回国。
 
1940年中法实业银行把北京饭店的股票按美金出售,美国日侨来到北京纷纷购买,于是62%的股票到了日本人手里,由法文股票改为日文股票。董事长换了日本人犹桥渡,副董事长石井。1941年日人将北京饭店改为日本俱乐部。北京饭店合计从1907到1940年,在法国人手里一共度过33年。
 
1945年日本投降后,国民党的北平市长熊斌接收了北京饭店的日本股权。日本方面狡猾地声称股票所有人是美国国籍,蒋政权答应调查。一面派来了行政院会计,监视帐房簿记和一切财产,委我为临时经理,法国经理则照管法文簿记,人事上没怎么变动。
 
后来国民党的战地服务团招待美军住在北京饭店,秩序最坏。美军往往窃走床毯和被单,其他零星物件也偷了不少。有的美军并未住宿,还会偷走厕所里的玻璃砖镜子。有时告诉美国陆军宪兵队,追到车站才把东西要回来。多是人赃两不获。美国兵喝酒高兴时唱歌跳舞,喝多了摔酒杯砸柜台,闹得不亦乐乎,他们的宪兵队也管不了。
 
后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设立时,北京饭店成了第二招待所,一共有18个招待所,均归战地服务团区部指挥。我被委为第二招待所副主任,凭空来了个上校级军衔,干的仍然是招待业务。从这时候起,北京饭店的职工才算接触到中国共产党。
 
叶剑英参谋长和代表团团员,对我们职工太好了,我们从没有碰到过这么尊重我们的旅客。他们有礼貌,爱护公家财产。每天叶剑英参谋长请客完毕,一定到厨房和炊事人员一一握手道谢。共产党方面代表平时吃饭6人一桌,一定要等齐了人才开动。国民党方面就迥然不同,有时候为了一个菜吃得不对胃口还会摔盘子大发脾气。
 
和谈破裂,军调部结束。北京市由何思源和刘瑶章先后充任市长,北京饭店也不断地转手办交代。主管人往往在饭店里花天酒地,慷公家之慨。1948年7月何思源下台时,命令我办交代。以后因为已六十开外,就递了辞呈。
 
作北京饭店的中国经理是有职无权的,法国经理是三年一任,有连任的,也有不到三年离职回国的。有两个经理死在北京,一个是麦义,一个是最后的一个名罗斯觉,1947年才死的,他在饭店是干脚行出身。
 
北京饭店职工的封建关系很浓重,很多是祖孙三辈全在北京饭店供洋人们使唤。外国经理认为这样可以笼络人心,好支配中国职工。而中国职工屈辱求全,不外是为了时局动乱,吃北京饭店这口洋饭还比较保险,其实平日受的洋气洋拳也不少。
 
如今的北京饭店内不少人是我的师兄弟,他们在解放后才在党的教育下提高了觉悟和地位。我这76岁的人只有羡慕他们,因此才想起把北京饭店的旧史重提,以庆祝这个曾经标志着国家耻辱的洋饭店终于回到了人民手里。没有八国联军侵华就不会有它,没有中国共产党,北京饭店及其职工也永远翻不了身。我虽老耄,与有荣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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